“九一三”事件后的毛泽东（史云）
“九一三”事件后的毛泽东（史云）
“九·一三”林彪事件发生后，面对全社会的震荡，毛泽东不得不就他所选定的接班人叛国出逃的问题向全党全国做一个检查交代。尽管毛所做的自我批评并未对文革的整体错误方针做出根本性改变，但他的这种表态，却使周恩来在一个时期内掌握了否定文革的主动权，借主持中央工作之机，着手扭转文革造成的全国混乱局面。
“九·一三事件”中林彪叛国出逃，给毛泽东带来了极大的冲击，使得他在短短半个月内显得苍老许多，宛若换了个人。自1971年9月至1972年2月，毛泽东接连遭遇两次重病。起初是患上大叶性肺炎，咳嗽不止，终日坐在沙发上，夜不能成眠，病情逐渐恶化，最终演变为肺心病，甚至出现了缺氧昏迷的症状。
第一次发作后直到10月8日才勉支病体参加国事活动，会见埃塞俄比亚皇帝海尔·塞拉西。他说:“早几个星期前，我因为心脏病已经死了一次了，上天去了，见了一次上帝，现在又回来了。”这样糟糕的病状，过去毛泽东从来没有过。
“脉搏已经摸不到了……”在众多专家大约二十分钟的紧急抢救中，通过注射、按摩、捶背、输液等手段，毛泽东的面色终于由青紫渐渐转为淡红，胸部亦隐约可感起伏。
他缓缓地睁开了双眼，意识到自己刚刚与死神擦肩而过，疲惫至极地说道：“我似乎沉睡了。”自那场严重的疾病以来，他的健康状况始终未能得到改善，步履维艰，日复一日地卧床不起，依赖吸氧和输液来维持生命。
国家计委军代表苏静向局级以上干部传达中共中央关于林彪叛国出逃的通知时，竟未遭遇以往热烈的口号声与响应，而是陷入了死一般的沉寂，甚至有干部忍不住哭泣。在某野战军连队传达此情况时，更有战士愤怒地拉开枪栓，要打死台上那个“诬陷林副主席”的“坏蛋”。种种反应，无论是绝望的沉默，还是对现实的拒绝接受，都传递出一个令人窒息的潜在爆炸力量——毛泽东本人必须向全国作出交代。
毛与工作人员
在深入思考文化大革命以来的历史进程中，毛泽东最终下定决心，对自己过去所犯的错误做出公开表态。通过批判林彪的手段，他多次谨慎地承认并纠正了自身的一些过失，进行了自我批评。他指示对文革初期制造的“二月逆流”、邓小平等人的冤假错案予以纠正，并力挺周恩来主持中央的日常工作。
1971年11月14日，毛泽东在会晤成都地区座谈会的主要负责人时，其言语间流露出一种“犹抱琵琶半遮面”的微妙心态。
毛泽东（指向叶剑英）表示：“你们不必再提‘二月逆流’之事了。‘二月逆流’的本质是什么？那是对抗林彪、陈伯达和王关戚。特别是王关戚，在‘五一六’事件中企图打倒一切，连总理和老帅们也不放过。老帅们因此感到不满，发表了一些牢骚。他们是在党的会议上，公开地，在怀仁堂中激烈争论。当然，他们的行为有不足之处，但争论一番也是可以的。当时我们也不甚明了。王关戚的真实面目直到多年后才揭露。许多问题需要时间才能逐渐明朗化。”
周恩来曾言：“此后，杨成武竟公然树立起无上的绝对权威，其行径实与林彪相仿。而李作鹏的言论更是过分，简直已到了令人难以置信的地步。”
毛泽东指出：问题已经明确，是林彪在背后支持，搞出了所谓的“五一六”运动，全面打倒一切。这导致一些人无法进行深刻反省，无法抬起头来。在八届十二中全会上，陈毅试图将脏水泼向自己，我告诉他不必再说了。关于杨勇的情况，为何廖汉生要抓他？杨勇事件是林彪支持发起的，林彪曾向我透露此事，但事后又否认了。我认为还是少杀人为好。对于反革命分子，我们不杀，保留他们，对党来说是有益的，因为他们是活生生的证据。例如，那些曾经抓捕刘少奇、审判刘少奇的人，以及那些抓捕陈伯达、审判陈伯达的人，他们至今仍然活着，这些都是重要的证据。
虽然历史证明，林彪与“五一六兵团”毫无干系，“二月逆流”事件也主要是江青一伙搞的，但重要的是，毛泽东以这个方式间接宣布了为“文革”前期蒙冤的老帅们平反，原北京军区司令员杨勇、政委廖汉生也从关押中被释放。
“‘二月逆流’的事实经时间检验，实无其事，今后切勿再提‘二月逆流’。你们应即刻告知陈毅同志。”叶剑英于是急忙赶到陈毅的病榻前，将这一消息传达给了正处于病危临终状态的陈毅。遗憾的是，陈毅已陷入昏迷，不久后便与世长辞。
陈毅去世后，按照周恩来与几位老帅商议的意见，治丧程序与只是上将和副总参谋长、比陈毅的元帅军衔和军委副主席均低两级的李天佑相同，规格略高。建议参加追悼会的有周恩来、叶剑英、张春桥、李先念、李德生、纪登奎、汪东兴、徐向前、聂荣臻、李富春、郭沫若等。叶剑英致悼词。周恩来注明:因天气太冷，江青、宋庆龄不参加。但江青表示可以参加。由于中央还没有对“二月逆流”正式平反，悼词如何写？无人愿意表态。1月8日，周恩来审查修改陈毅悼词稿，仍谨慎地增加了陈毅“有功亦有过，但功大于过”的一段文字。毛泽东删去了周恩来补写的这段文字，批示:“功过的评论，不宜在追悼会上作。”1月10日中午，毛泽东突然临时改变中共中央政治局原定的较低追悼会规格，只在睡衣外罩着大衣就冒着严寒亲自出席了北京八宝山陈毅追悼会。临时接到参加许可的宋庆龄和一批民主人士及柬埔寨西哈努克亲王等也赶来参加。追悼会改由周恩来致悼词。
“陈毅同志是一位好人，功勋卓著。”“若林彪的阴谋得逞，必将危及我们这些老同志的安危。”
于八宝山此次对话中，毛泽东公开提及了邓小平，并将他与时任中央政治局委员的刘伯承并列提及，指出邓小平与刘少奇之间存有差异，称之为“人民内部矛盾”。这一言辞无疑释放了一个更为关键的信号。在场之周恩来随即示意陈毅的亲属将此评价广泛传播，旨在为邓小平的复出营造舆论氛围。
从1969年被“战备疏散”到江西，邓小平一直很谨慎地潜居乡下。和同时被打倒的刘少奇不同，他通过汪东兴实际上和毛泽东保持着间接的联系。这种状况当然是按毛泽东的意图安排的，他在那里埋下了一个可以起用制约林彪的棋子。在1971年9月南巡途中，毛泽东在严厉批评林彪的同时，又看似无意地对在座的军区司令员们说:“邓小平不同于刘少奇，要有区别，百万雄师过大江，当时有个前委，主要还是邓小平起作用的。”而邓小平也很“懂事”地注意不卷入政治旋涡。1970年9月13日，他在江西给毛泽东和中央写信，请汪东兴转交。在信中，除了对刚召开的中共九届二中全会做例行的表态外，邓小平特别强调自己“除住宅和去工厂外，未出院半步。每天上工厂，有干部黄同志跟同。……我们对外没有别的来往，只同几个小孩通信。”1971年11月6日，邓小平获准第一次听传达中央文件，就是关于林彪出逃一事。两天后，他又提笔给毛泽东写信，对林彪“那些罪该万死的罪恶行动”“感到十分的震惊和愤慨”，表示“如果不是由于主席和中央的英明的领导和及早地察觉，并且及时地加以解决，如果他们的阴谋得逞，……不知会有多少人头落地，我们社会主义祖国会遭到多少曲折和灾难。”他借此机会，再次申明在江西“我遵照主席指示，努力通过劳动和学习自我改造，绝对遵守我向党作的保证，除自己的亲属外，没同任何人有来往。”在多事之秋，这种“守规矩”的表态是邓小平争取复出的最好方式。他最后写道:“我个人没有什么要求，只希望有一天还能为党做点工作，当然是做一点技术性质的工作。……使我有机会能在努力工作中补过于万一。”这封信也是林彪事件后正在孤寂中的毛泽东很愿意看到的，虽然当时的中央领导层在林彪事件后一再表示拥护毛泽东，但他仍然怀疑究竟哪些人还与林彪有暗中的联系，或是准备利用这一事件向他发难，他需要一个彻底与这一事件毫无关系的人。因此，邓小平的信很快得到了良性反应。毛泽东质问汪东兴:“你怎么不管人家啦？”指示:“他的事还要汪东兴管。”并且把邓小平来信批印中央政治局。往来的鸿雁传情，终于在第二年有了结果。
1972年8月1日，邓小平听了第四次传达林彪事件的报告后，又提笔给毛泽东写信。信中说:“我在犯错误之后，完全脱离工作、脱离社会已经五年多快六年了，我总想有一个机会，从工作中改正自己的错误，回到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上来。”“还可以为党、为人民工作七、八年，以补过于万一。我没有别的要求，静候主席和中央的指示。”
8月14日，毛泽东对邓小平所提交的揭露与批判林彪的信件予以审阅，并给予了积极的批示，表示赞同。
恳请总理审阅完毕后，转交汪主任，以便印发至中央各位同志。邓小平同志所犯的错误虽然严重，但仍需与刘少奇同志的错误区别对待。（一）在中央苏区时期，邓小平同志曾遭受打击，被视为邓、毛、谢、古四罪人之一，被认为是毛派的核心人物。有关他的批评材料可见于《两条路线》和《六大以来》两书中。对他进行批判的主要人物是张闻天。（二）邓小平同志并无历史问题，即未曾向敌人投降。（三）在协助刘伯承同志指挥作战方面，他表现出色，功勋卓著。除了这些，进城后，邓小平同志也有所作为。例如，他曾率团赴莫斯科谈判，并未向苏联修正主义势力屈服。这些往事，我曾多次提及，现再行重复。
当天，周恩来亲自主持了中央政治局会议，并向与会者传达了毛泽东的重要批示。随着邓小平的复出已经指日可待。
自1972年起，毛泽东陆续对一批遭受诬陷与打压的老干部及其家属的来信作出批示，批准陈云返回北京，并指导对谭震林、罗瑞卿、谭政、杨成武、李一氓、苏振华、林枫、叶飞、吴冷西、舒同、郭化若、李卓然、何长工、白坚、李克如、贺诚、许涤新、范长江、江一真、李一夫、柴沫、林铁、陈丕显、刘景范等同志或予以释放，或恢复工作，或根据人民内部矛盾的特点，酌情作出妥善安排。在批示中，毛泽东进行自我批评，指出：“当时轻信了林彪的一面之词”，“部分证据显得不足，办案人员似乎存在逼供信的现象。”此外，他还特别批准了陈云、王稼祥提出的进行经济和外事调查工作的请求，并专门指示周恩来，谭震林“仍是一名好同志，应准其返回工作岗位”。
1973年12月12日至22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再次肯定朱德是“红司令”，并作了自我批评。他说:“我看贺龙同志搞错了，我要负责呢。”“要翻案呢，不然少了贺龙不好呢。杨、余、傅也要翻案呢，都是林彪搞的。我是听了林彪一面之词，所以我犯了错误。小平讲，在上海的时候，对罗瑞卿搞突然袭击，他不满意。我赞成他。也是听了林彪的话，整了罗瑞卿呢。”“有几次听一面之词，就是不好呢。向同志们做点自我批评呢。”
毛泽东对文化大革命期间的部分举措表示了否定态度。
1971年10月4日，在接见中央军委办公会议成员之际，他明确指出：“‘四好运动’流于形式，败坏了部队的作风，亟需予以改变。”他强调，军队必须严格训练、严格管理，方能胜任战斗任务。他进一步阐述，锻炼部队的途径有二：一是实战锻炼，二是日常训练。林彪、陈伯达等人蓄谋已久的阴谋活动，旨在夺取权力；而文化大革命期间对几位老帅的整治，亦出自林彪、陈伯达之手。他告诫大家，必须对军队进行深入整顿，切勿思维简单化。自此，当年备受推崇的“四好连队”、“五好战士”运动便宣告终止。
11月22日，他在会见越南党政代表团时谈到发生林彪事件的教训说:过去军队就是不统一嘛！我这个人犯了错误，就是进城以后不管军队。结果就闹山头主义，也闹宗派主义。（你们）将来和平了，不要学我们犯错误。现在他们还原谅我，允许我改正错误。从去年8月庐山会议以来，这一年多，我就改正了错误，整顿我们的军队。
1972年6月，在接见斯里兰卡总理班达拉奈克夫人之际，他首次公开提及林彪的名字，并对极“左”派的思想进行了批判。
我国也有少数人对我们进行指责，指责我们打压了左翼势力。那么，我们所说的“左派”究竟指的是哪些人呢？他们就是那些曾焚烧英国代办处的人。这些人今天要推翻总理，明天又要推翻陈毅，后天又要推翻叶剑英。这些所谓的“左派”如今都已身陷囹圄。在此前，我国曾经历了一段混乱时期，全国范围内爆发了全面内战。双方各自发放了大约100万支枪，军队分成了两派相互支持，争斗不断。那些“左派”夺取了权力。在外交部，一个半月的时间里，权力脱离了我们的掌控，落入了那些所谓的“左派”手中。这些所谓的“左派”实际上就是反革命势力。……时间过去了，几个月，几年，那些幕后黑手也相继离去，如今只剩下林彪。他乘坐飞机前往苏联，意图寻求庇护。然而，不幸的是，他在途中遭遇了不幸，与世长辞。
在12月份，针对刘建章家属关于监狱实施“法西斯审查”的来信，他批示道：“这种类似法西斯的审查手段，究竟是谁制定的？应当立即废止。”
1973年1月，李德生转达了毛泽东对破坏民族政策现象所做出的重要指示：“多年来，我们忽视了政策问题的研究，尤其是民族政策的执行。目前，地方民族主义的倾向有所减少，不再突出，然而大汉族主义的现象依然严重，亟需加强教育引导。”
尽管毛泽东的这些自我批评和指示并没有在文化大革命的整体错误方针上做出根本性的改变，也未反映出完全清醒的认识，有些说法更不符合历史事实，例如他把“全面内战”的总后台说成是林彪，但毛泽东的这些表态，确实使周恩来在一定时期内掌握了否定文革的主动权。